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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刑若干问题的研究

管制刑若干问题的研究

分类:目标质量   更新:2015/4/13   来源:本站原创

管制刑若干问题的研究

司法实践中,管制刑与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属于监外执行的五种状况处置,法院判决、裁定后,交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进行刑罚执行监督。从1998年至2002年苏州市监外执行情况看,缓刑适用最多,管制刑适用最少(见表一)。管制刑的适用状况与相关省份和全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规律性可寻。管制刑适用率最低的年份2001年只有0.07%,最高的年份1999年也只有0.44%,管制刑5年共适用47例,适用率平均为0.2%(见表二)。缓刑适用率最低年份1998年为10.02%,最高的年份2000年为17.2%,缓刑适用率平均为14.82%.缓刑适用率高出管制刑适用率的74倍。
    从笔者收集到的41个管制刑适用个案分析,50表现出以下特点:
    1、适用罪名排序:
    盗窃-29
    敲诈勒索-4
    收购、销售赃物-3
    寻衅滋事-2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1
    容留他人吸毒-1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1
    适用管制刑仅涉及7个罪名,占刑法可适用管制刑102个罪名的6.86%,适用管制刑涉及范围狭窄;适用管制刑的罪名中,又以盗窃罪为主,占个案总数的70.7%. 2、适用主体以一般主体居多数,共有29名,占个案总数的70.7%,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12名,占个案总数的29.3%,管制刑适用并未成为少年刑事司法的政策选择。
    3、判处管制刑附加适用罚金刑的有31名,占个案总数的75.61%,罚金数额最高达6000元,最低为500元,罚金刑更直接地表现出现实性、惩罚性。
    4、适用管制刑的地区都是乡村、城镇社区,城市社区无适用管制刑案件。苏州市的沧浪、平江、金阊、虎丘4个城区和张家港市未适用过管制刑,太仓、昆山适用管制刑较多。
    (二)管制刑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执行机关对管制刑乃至监外执行工作重视不够。主观上,由于近年来严打工作任务艰巨,各基层派出所忙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要以主要精力优先处理现行案件和突发事件;客观上,公安派出所警力不足,承担繁重的社会治安管理任务,再要腾出人手来专司分布面广、居住分散、监管困难的监外执行工作,确有一定难度,对监外执行罪犯疏于管理。此外,少数干警不注重业务学习,对依法监管工作的法律程序不够明确,对列管至撤管,系统规范管理具体操作上不符要求。
    2、监管制度不落实。农村基层干部定工少、兼职多、待遇低,影响了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和帮教的深入,造成监管工作的不平衡。因工作短期化而导致人员流动大,建立的监管改造帮教组织活动不正常,难以发挥作用。如在村或居委建立帮教组织,但监外执行人长期外出,一年难得回来几次,无法监管帮教;如在其打工的企业建立帮教组织,企业用工本身就不稳定,监外执行人也可能因收入等原因而跳槽另找工作;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监管帮教组织建立不起来。有少数被监管对象,虽然责任书、保证书等各项制度都有,但形同虚设,没有落实,监改小组活动不正常,有的监管对象常年不见人面,有的从不汇报思想情况等。有的单位对监外罪犯的改造工作重视不够,在执行政策方面也有偏差,对监外执行人单位不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他们向单位多次提出也得不到落实,影响了监管改造工作的开展。
    3、刑事司法系统各机关工作衔接脱节现象严重。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等执法机关在这项工作上平时互相沟通不够,对于各个工作渠道出现的监外执行罪犯不能全面掌握。如对判决宣告缓刑的罪犯,法院未能将判决交付执行机关执行,致使执行机关未将其列入被执行对象,该判决形同虚设,这种现象在异地判决中更为突出。而从检察机关掌握的监外执行罪犯来源看,比公安机关更单一、更狭窄,除上级检察院监所部门掌握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满释放人员及本院起诉的属本辖区管辖的部分被判缓刑、管制的罪犯外,其它监外执行罪犯几乎无从知晓,对监外执行罪犯底数不清。脱管、失控现象比较严重。人户分离是监外罪犯失控的主要原因。监外罪犯是按户籍所在地进行管辖管理,因就业流动、户籍地外买商品房和婚姻等因素,不可避免的形成人户分离现象,造成没有相应的执行机关接管。另一方面是少数执行机关作风不实,对落户后再变更居住地的罪犯,不及时查清去向,或明知去向,但对被监管对象的案卷转递跟不上,跟踪调查、委托监管制度不落实,造成失控。
    4、监管无力。管制犯外出不请假,甚至去向不明无法制约。苏州市政法委苏委政发(2000)10号文件中规定:“其外出期间不得计入执行期,扣除执行期由市、区公安机关在其法律文书上注明,通知本人”对这一款不好操作,哪一级审批,关键是人员不知去向,延长执行期没有执行对象。对少数表现较差的监管对象,尚无有力的措施予以制约。这部分人没有职业,既不接受监管小组的管束,也不定期汇报思想,甚至到了撤管日期也不要求撤管,反过来公安机关却为其按时撤管,所谓的监外执行如同虚设,对这一类监管对象尚无有力的制约措施。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差,司法解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如通知其来不来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只好自己找上门,体现不出有关法律法规的尊严;外出不请假,虽然可以不计入执行期限,但对长期外出打工的人也是以后的事,又不能上网将其追回,体现不出刑罚执行的及时性等等。
    管制刑历史和现实的考证,使我们看到,对管制刑“严”的余悸源于历史的回忆,“松”的直觉源于现实的反映。建国初期的管制,具有行政性和刑罚性的双重属性,而以行政强制措施表现得更为明显,强制劳动、强制监管改造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管制的严厉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适用管制的泛滥,表现出政治斗争的严酷,行政权的恣意妄为,更使人们对管制心有余悸,充满抵触。人们将行政性强制措施的管制等同于经《刑法典》严格规范之后的管制刑,以至于产生了“管制刑”的严刑印象,产生了管制刑并不是轻刑的错觉。而现行的管制刑,无论是定罪量刑表现出的无所作为,还是管制刑的刑罚执行所表现出的监管不到位,措施不得力的执行落空,管制刑“松”的直觉油然而生。
    三、管制刑改造
    (一)管制刑存废论争
    管制刑的存废之争与刑法的创制、修订相生相伴。存废的理由又可归纳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
    (1)历史视角。无论是主张废除管制刑还是主张保留管制刑,都以历史的视角审视管制刑的发生、发展、变化,并以历史观论述管制刑存废的理由。主张废除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早已消失。管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当时解放区战争频繁,无暇建立完备的监管制度与机构。为了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对于那些杀不适格、关无监所的不法分子,通过管制控制起来,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建国初期对管制的沿用,主要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不是没有健全的监管措施,也无历史反革命分子还需要管制。管制刑带有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历史烙印。管制刑长期以来适用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的惩罚方法。尽管法律规定它可以扩大适用于人民内部的轻微犯罪,但因为这种刑罚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传统的定势,被管制的犯罪人极易被群众视为反革命分子或敌我矛盾,并且会受到原来对待反革命分子一样的管束,造成轻刑重罚的后果。主张保留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行之有效的刑罚措施。解放区和建国初期设立管制,是基于人民政权的性质、刑罚的目的和刑事策略原则而作出的,并非权宜之计。从改造人、教育人来讲,管制符合我国国情和刑罚目的。那种认为管制带有历史烙印,从而得出“被管制的犯罪人极易被群众视为反革命分子或敌我矛盾”的结论,令人难以信服。任何一种刑种,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和完善的过程,管制也不例外。我国现在的管制与过去的管制有质的不同。刑法典已经颁布多年,尤其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普法教育活动以后,很难设想人们对管制的认识依然停留或基本停滞在刑法典颁布以前的状况。
    (2)刑罚体系。主张废除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刑的存在有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首先,按照我国刑罚体系中各刑种的排列与刑法理论上的通说,管制应该是我国刑罚中最轻的主刑。然而,从管制刑的刑期和其他自由刑的刑期的折算关系看,管制刑并不是最轻的主刑,它实际上比拘役刑严厉。按照刑法规定,管制的刑期下限为3个月,上限为2年;拘役的刑期下限只有15日,上限也只有6个月。这样,按照管制2日相当于拘役1日的比例折算,管制比拘役要严厉2倍。更何况判处拘役的罪犯还有可能宣告缓刑,而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却根本不存在宣告缓刑的可能性。可以看出,管制的严厉性未必轻于拘役。本来有期徒刑、拘役与行政拘留在期限上是互相衔接的,在拘役与行政拘留之间再加入一个并不比拘役轻的管制,有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其次,管制的存在给数罪并罚带来麻烦。因为如果对数罪并罚所判处的有期徒刑、拘役与管制不通过折算再合并执行,便只能先执行重刑,然后继续执行轻刑。而一般地说,犯罪人通过有期徒刑的执行,可能已经改造好,在其刑满释放后继续对其执行管制,纯属多余;如果通过折算再合并执行,势必加重犯罪人的刑罚,客观上延长了犯罪人的自由被剥夺的时间。如果采取吸收的办法,只执行有期徒刑、拘役,不执行管制,又有悖一罪一罚、数罪数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主张保留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的存在无损我国刑罚体系的科学性,并使之更完善,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管制与拘役二者之间的轻重之分,不能简单地通过折算刑期来比较。管制的刑期虽然比拘役长,但它只是部分地限制自由,罪犯们留在原单位劳动或工作,实行同工同酬;而拘役则是剥夺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的刑罚。所以,从性质上看,管制比拘役要轻。同时,羁押是一种强制措施,判决前的羁押不是刑罚,把二者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那种把拘役的上限与有期徒刑相连,下限与行政拘留相接的做法,是表面的,形式主义的。姑且不论行政拘留本来就不是刑罚方法,无以估价其对刑罚体系科学性的影响。即使如此,仅从时间这样一个量的联系来考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也是不够的,应该整体把握,质量结合,这才能真正理解各个刑种的意义及其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给刑罚体系科学性带来的价值。53(3)刑罚属性。主张废除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刑不具有严厉的惩罚性。管制刑只构成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而不构成对其的剥夺。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虽然具有惩罚性,但其既不因对犯罪人予以关押而使其遭受自由的丧失,又不致使其因与社会相隔离而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而仅仅表现为行动自由受制约,严厉性程度甚至轻于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54刑法所规定的管制对受刑人人身自由的五项限制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只是要求。因为其无一不是有赖于受刑人对有关规定的主动遵守,而没有任何有效的外力强制可以保障受刑人不违背有关规定。即是说,如受刑人遵守有关规定,其自由可以受到限制,而如其不遵守有关规定,则其自由便不可能受到限制。这就决定了对受刑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可因受刑人不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而名存实亡,从而使管制刑不具有执行的现实性。55管制缺乏足够的严肃性与惩罚性。56主张保留管制刑论者认为,管制是限制自由刑。由于其不予关押的特点,使之显而易见地具有轻刑的性质。自由刑既然以改造为目的,那么其执行便不能简单地依靠国家单方面地、强制性地实施,也不能单纯要求罪犯无条件地、全面地服从和接受。我国刑法中的管制与代表世界刑法发展趋势的开放性措施,在基本精神上是不谋而合的。57刑罚具有当然的惩罚属性。但惩罚并非刑罚的目的。此仅为刑罚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通过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一定权益来教育、改造犯罪人,以预防其重新犯罪。58刑罚不仅具有当然的惩罚性,还应当具有教育矫正性。限制自由的刑罚与剥夺自由的行政处罚在所承受的惩罚痛苦与严厉程度上相比较是不如的,但是,限制自由刑与轻刑刑事犯罪相对应,剥夺自由的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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