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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农民工问题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分类:专家观点   更新:2015/5/29   来源:本站原创

农民工问题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民工本身素质的逐步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有如下一些新变化须引起重视:

  留守儿童问题缓解而留守老人问题凸显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浪潮兴起以来的20 多年间,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农民外出形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已婚的外出农民工逐渐由以往的男性单身外出“独闯”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家庭化”转移为主,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由此得到缓解。但是,与此密切相关,因儿孙们长年在外,留守老人问题却愈趋凸显。一是农村人口呈现畸形老龄化趋势。权威数据显示,2005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 元,而乡村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9.6% ,高于城镇1.1 个百分点,超过了老龄化界限2.6 个百分点。值得说明的是,这个收入水平只占我国城市当年人均收入水平的1/3 (这是统计口径,实际差距更大),不到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1/10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畸形的未富先老现象,其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农村老人都成了晚辈们转移到城市后永久的留守者。二是留守老人们不堪重负的田间劳作。为了支持晚辈进城,留守老人们既要忍受失去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寂寞,还要无奈地重返田间。因为,只要不放弃所承包的耕地,即便是简单粗放的经营,也能得到政府按照土地数量发放的直接补贴和一定数量的土地产出。相反,一旦放弃土地使用权,不仅减少了当期的经济收入,还可能会遇到日后回收土地时的麻烦。三是留守老人生活困难。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课题组研究,目前,我国80.9% 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只能维持在贫困层次,其中许多失伴的“孤家寡人”,生活尤其困难。

  农民工户籍“瓶颈”缓解而土地“瓶颈”凸显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一直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瓶颈”。通过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除了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外,中小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限制,并且,目前很多省份在户籍改革方面都有大动作,预示着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藩篱即将被彻底拆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眼下不断放宽的户籍制度并没有促进他们实现市民化的脚步,没有改变他们只能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现实。原因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惯性力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强大制约作用。即便是2007 年出台的“永久不变”的土地新政,对于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确实具有“定心丸”的特殊效力,而对于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没有实际意义。(1 )承包地使用权难以流转,这使农民工在农村的一笔最大财富仍处于“沉睡”状态。尽管中央政策明确农民承包地可以流转,但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直至现在仍是一潭死水,并没有出现中央政策设计的“顺畅流转”。据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土地平均流转面积比例只有8.7% 。(2 )农民住宅难以出售,使农民工经过自己多年含辛茹苦营造起来的(其中有些是经过了几代人的积累)住宅成了带不走、卖不出的“死宝”。因此,许多农民工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农村住宅,农村由此出现了大量空载住宅。有的因年久失修,房舍衰败不堪,严重影响村容村貌。(3 )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制度推助“要地不要人”的城市行为,并且使土地非农化增加值分配严重不公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 年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从2.99 亿人增加到6.22 亿人,增长了1.08 倍,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 平方公里,增长了3.38 倍。另据北京大学彭真怀教授对苏州市的调查,土地非农增加值分配中,农民占3%~8% ,村集体占15%~25% ,镇政府占5%~10% ,县及县以上政府占20%~50% ,开发商占30%~50% 。

  农民工就业难问题缓解而待遇低问题凸显

  随着国家就业制度逐步完善和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企业用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加之农民工对于城市了解的日益加深,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越来越方便和容易。但是,农民工的实际待遇问题愈宜凸显。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企业为招工犯难,“民工荒”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农民工工资一直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据全国总工会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从1997 年到2007 年,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从53.4% 下降到39.74% ,企业盈余占GDP 比重从21.23% 上升到31.29% 。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低20 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些数据隐含着一个更严重的现实问题,即劳动者报酬被拉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工作待遇畸低。近两年,私营企业工人工资低廉的问题引起中央的关注并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观。比如,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倒成了很多工厂超低薪用工的政策依据。2010 年各地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绝大多数不足1000 元,最高的上海市1120 元,这个标准只是2009 年上海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5295.75 元的21 %,远远低于40%~60% 国际标准。国家统计局发布《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09 年度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417 元,这个水平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1431.25 元还少14.25 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工把他的全部收入用于自己一个人的消费,还达不到城市人均消费水平;该《报告》还显示,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 天,每周工作58.4 小时。这明显违背了我国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 小时”的规定。

  农民工“侯鸟”问题缓解而“蜗居”问题凸显

  就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进城务工仅是为了挣钱养家,富足的农村生活始终是追求的主要目的,这就是他们年复一年、不辞艰辛地奔波于城乡两地的缘由,由此形成了我国已经持续二十多年的“侯鸟”现象。近些年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卸甲归田”和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崛起,“侯鸟”问题随之大大缓解,而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蜗居”问题愈宜严重。新生代农民工亲眼目睹了父辈们在城乡两地疲于奔命的艰辛,羡慕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农村情结淡漠而城市情结浓郁。他们走进城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挣钱养家,而是永久做体面的城里人。但是,他们的愿望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长期“蜗居”于城市成了他们既厌弃农村而又不能融入城市的无奈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目前,12.3% 的农民工住在工棚里,7.1% 的农民工住在操作间,33.7% 的农民工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15.7% 的农民工与别人合伙租房17.1% 是独自租房,另外11.3% 的农民工住在家里或寄住在亲友家,只有0.8% 的高收入农民工在城里圆了住房梦。同时,农民工住房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据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李斌教授等对宁波市农民工住房状况的调查,农民工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从2000 年的3.80 平方米 下降为2004 年的3.72 平方米 ,相比之下,宁波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却从2000 年的15.26 平方米 增加到2004 年的17.63 平方米 ,是农民工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的近5 倍。

  农民工当期生活问题基本解决而未来发展问题凸显

  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现在都过着“温饱无忧,略有节余”的生活。但是,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用工标准的不断提升,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理想追求的日益强烈,农民工本身的发展问题浮出水面。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近日发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各类技术培训的占16.4% ,无技术的占83.6% ,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2% ,获各种技术等级证书的占5.2% 。特别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长期存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至今依然突出。据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课题组于2007 年底到2008 年初对西部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外出打工户高中适学子女的就学率为83.78% ,非外出打工户为86.67% ,相差2.89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适学子女的就学率相差更加悬殊,外出打工户为42.16% ,非外出打工户为83.33% ,相差41.17 个百分点。这个问题既反映第一代农民工“留守儿童”问题的后效应,也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若不再加大力度予以扭转,将来城市就可能聚集起大量的来自农村的穷三代甚至穷四代,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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